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和产业布局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已成为最重要承接区域。中国制造业对东盟投资在规模上持续扩大,不同东盟国家在区域分工中承担着差异化功能,在产业结构上呈现出以制造业为主导、以新能源和电子等产业为核心的特征。此外,中国制造业在东盟投资亦面临劳动力要素匹配不足、供应链本地化程度有限以及贸易政策与制度环境趋紧等风险。笔者据此讨论了未来中国制造业对东盟投资的演进趋势,并从金融保障、信息支持和产业协同等方面提出有关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保障中国制造业实现稳健全球布局。
近年来,受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影响,全球供应链重组趋势明显,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中国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因面临欧美发达经济体的高关税和贸易限制,开始加速向海外布局生产与价值链节点转移,以规避贸易壁垒、优化供应链布局与降低经营性关税成本。
东盟国家以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似的文化背景,便利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资源和潜在的市场,成为投资热土并承担起中国制造继续参与全球分工的“连接器”职能。同时,我国政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的区域合作,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深化执行,促进了投资便利化与市场准入。基于上述背景,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重心明显转向以东盟为主的投资与产能布局,并带动了对东盟的原材料与零部件出口。从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至今,中国对美国与东盟的出口之间,既有较强的同步性,更有明显的替代性(见图1)。
作为高度外向型经济体,东盟进出口贸易发达,同时还是全球外商投资的重要流入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显示,2024年东盟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量达到2260亿美元,约占世界的15%,同比增长约8%,与全球-11%的降幅形成强烈反差。
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密切。东盟已连续5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则连续16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时,中国是东盟FDI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来源。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8—2024年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不断攀升,于2024年达到了343.6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占全部投资流量的17.9%,同比增幅高达36.8%,远高于整体8.4%的增速,超过9000家中国企业在东盟投资兴业,雇佣外方员工近78万人。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量也从2018年的1028.6亿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1985.8亿美元,增长近一倍(见图2)。流量的快速增长揭示出东盟国家吸引中企投资的火热态势;存量的持续积累意味着中企在东盟的制造业投资正逐步形成稳定的资产基础、产业集群与配套体系,为后续产业链深化和本地化发展奠定基础。
受产业基础、制度环境和区位条件共同影响,中国对东盟投资呈现出显著的高度集中与梯度分布并存的特征。2018年以来,新加坡始终是中国对东盟投资的首要承接地;我国对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国投资在近年明显提升,构成投资增长的主要拉动源;我国对老挝、柬埔寨等国投资流量在不同年份间波动较大(见表1)。
新加坡长期位居中国对东盟投资流量首位,2024年占东盟投资总流量的一半以上。然而,这并不完全代表制造业产能的集中,而更多体现出新加坡在区域总部设立、投融资安排、贸易结算和跨境运营管理方面的枢纽功能。大量中国制造业企业选择在新加坡设立控股或区域总部,再将资本投入至泰国、越南或印度尼西亚等实际生产基地。因此,新加坡可被理解为中国制造业辐射东盟的资本与组织枢纽,而非制造业装配中心。
相比新加坡,泰国、印尼和越南则较为突出地承接了制造业产能的实际落地。其中,泰国在2024年中国对东盟投资流量中增速最强,反映出其在新能源汽车、汽车零部件及相关装备制造领域的吸引力持续增强。依托成熟的汽车产业基础和政策激励工具,泰国逐渐成为中国汽车(含新能源汽车)行业布局东盟市场的核心生产基地。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制造业投资的吸引力则主要来源于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尤其是在镍资源、冶炼和新能源材料领域,形成了以园区化、重资产项目为主的投资模式。这类投资往往规模较大、周期较长,但同时面临更高的环境与政策约束。中国在越南的产业布局更偏向外向型加工和中间品制造,前期成熟的电子产业基础已使其紧密嵌入全球供应链中。
柬埔寨、马来西亚和老挝等国在承接中国制造业投资方面呈现出更强的异质性和波动性。这些国家或依托成本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或以专门投资项目为主,在中国对东盟制造业布局中更多扮演补充性角色。
中国对东盟投资近年来向制造业趋于集中。2024年中国对东盟制造业投资流量达153.9亿美元,比2023年增长68.2%,占总投资的44.8%,是中企对东盟投资的第一大行业类别,投资主要流向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电子制造、传统制造业与轻工业等领域。
在中国对东盟的制造业投资中,新能源相关行业正成为最具增长动能的领域之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零部件领域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拓展海外市场、贴近终端需求,成为企业释放优质产能的重要方式。此外,东盟多国正将可再生能源与交通电动化纳入中长期发展战略,区域层面对绿色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持持续增强,为新能源制造业在当地扩展提供了稳定的市场预期。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大而美法案》等在新能源领域强化了在美国本地化生产和原产地约束,提高了中国本土生产直接进入美国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在客观上推动企业通过第三国布局制造环节以分散政策风险。在市场扩张需求与制度约束并存的背景下,东盟逐渐成为中国新能源制造业开展区域再布局的重要目的地。
中企在电子与机电领域对东盟的投资,主要服从“跟随客户出海”和“贴近市场生产”的策略选择。通过在东盟设厂,中企能够更好地满足跨国客户对供应链多元化、本地化交付以及风险分散的要求。这类投资对劳动力技能水平、通关效率和产业园区管理能力要求较高,通常呈现产业集群效应。2025年6月,笔者在泰国调研时了解到,中资链主企业在当地先行投资,带动上游企业到当地进行跟随性投资,从而降低链主企业同行业中小型中资企业后续进入当地市场的本土化生产成本,形成对当地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人员就业、工资提升等多元积极效应。
纺织服装、制鞋及部分轻工制造在中国对东盟投资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主要集中于成本优势明显的国家。然而,该类行业更容易受到贸易政策、原产地规则和需求周期变化的影响。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对第三国转口和贸易政策规避的审查趋严,传统制造业在东盟的发展空间和模式也面临新的挑战。
东盟国家虽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仍具相对优势,但制造业所需的技能熟练度、生产纪律与劳动素质整体仍有不足。这一问题在中高端制造领域尤为突出,往往造成额外成本。随着中国制造业海外布局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与资本密集型延伸,劳动力素质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错位矛盾将加剧。
许多东南亚国家仍然无法满足中高端零部件、关键原材料及专业化服务方面的本地供给,制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跨境采购的依赖度较高。这不仅推高了物流和协调成本,还可能放大合规和认证方面的不确定性。2025年12月,笔者在实地调研越南的中企时了解到,本地供应链拉平与中国在质量上的差距,仍需要较长时间。
2024年,美国对来自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光伏产品作出反倾销与反补贴终裁,部分企业合计税率超过50%,并明确将“通过第三国规避关税”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在特朗普政府重新强调关税工具的政策取向下,单纯通过将产能转移至东盟以规避贸易壁垒的有效性正在明显降低。
部分东盟国家在吸引外资的同时,逐步强化本地化要求,如提高本地化率、附加技术转移或就业指标等。这类政策可能增加外资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制度适应压力。
在新能源产业链中,上游资源加工和冶炼项目通常能耗高、环境影响大,容易引发环保监管趋严和社会舆论关注。一旦相关问题处理不当,将会损害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客户体系中的声誉。
一是未来可能继续向中高端和战略性领域集中。除了复制国内产能外,产业链协同、本地嵌入和区域分工将变得更重要。新能源、电子机电及相关配套产业仍是重点方向。二是本地市场导向将逐步取代成本套利导向。随着东盟区域市场规模扩大和消费升级加快,中企“在当地、为当地”的实践将会增加,而不再仅作为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平台。三是合规能力和治理能力将日益重要。企业在投资初期就必须系统性考虑贸易规则、原产地要求、环保标准和产业政策等因素。
一是通过推动金融机构、保险机构为实体企业提供定制化、“跟随式”服务,在项目融资、跨境结算和风险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缓解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资金约束与风险压力。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的信息服务与“出海”风险提示,帮助企业更准确评估东道国政策变化和国际贸易规则调整,降度性不确定性对海外布局的冲击。三是持续推动与东盟国家在产业、能源和技术标准等领域的制度对接,为中国制造业实现长期稳健的发展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