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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引领下的资本市场新格局
发布时间:2025-10-26
 金融体系的深刻演进,让资产证券化与REITs成为推动市场重塑、战略转型与制度创新的关键力量。  在这个变量频生、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时常追问:真正决定企业命运的,究竟是什么?是市场的风云变幻,还是领导者对时代本质的洞察与判断?13年,《哈佛商业评论》始终站在思想前沿,记录商业脉搏,见证企业在剧烈变动中完成战略跃迁。如今,在走过第十三个年头之际,我们决定回到原点,发起更为深刻的对话——对过去

  金融体系的深刻演进,让资产证券化与REITs成为推动市场重塑、战略转型与制度创新的关键力量。

  在这个变量频生、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时常追问:真正决定企业命运的,究竟是什么?是市场的风云变幻,还是领导者对时代本质的洞察与判断?13年,《哈佛商业评论》始终站在思想前沿,记录商业脉搏,见证企业在剧烈变动中完成战略跃迁。如今,在走过第十三个年头之际,我们决定回到原点,发起更为深刻的对话——对过去的反思、对现在的理解、对未来的探寻。

  过去十余年,中国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的演进深刻改变了市场格局,也重塑了企业的战略逻辑与创新路径。直接融资比例提升、风险定价机制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增强——这些改革不仅推动了市场结构优化,更让企业的投资模式与战略实践发生深刻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与不动产信托基金(REITs)成为连接政策设计、市场实践与企业战略的重要桥梁。

  基于对中国金融改革与资产证券化实践的关注,《财经》杂志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国主编何刚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峥展开对话。从REITs的制度设计到市场实践,从政策研究到企业战略,这场讨论不仅梳理了过去十余年的制度创新与实践经验,也为未来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创新提供了洞察与启示。

  何刚:这里是《哈佛商业评论》《见证·13年 未来对话》,我是《哈佛商业评论》中国主编何刚。今年,《哈佛商业评论》已走过十三年。过去十余年,我们见证了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快速发展,也陪伴中国企业走向全球。今天,我们聚焦金融创新,探讨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最新实践及其对企业战略的启示。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峥教授。张教授长期关注中国金融改革与资本市场,尤其在资产证券化和不动产金融领域有深厚研究。他参与了多项制度设计、产品研发及法律法规改进,推动宏观体制、金融产品与市场机制的联动,并产出丰富学术成果。

  本次讨论也将结合张教授的新书《REITs:中国实践》,探讨不动产信托基金在中国的创新实践。这本书是2021年《REITs:中国道路》的姊妹篇,两本书系统呈现了中国REITs的发展历程。今天的讨论将超越书本,通过张教授的视角洞察金融创新对企业的启发。张教授,首先请你梳理一下过去十余年中国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在制度设计与发展规划上的关键变化,尤其是在今年新牛市背景下,投融资格局、机构参与以及监管环境似乎都出现了新特点,你如何解读这些变化?

  张峥:自2012年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经历了深刻变革,其核心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商业银行在资源配置中占据核心地位。然而,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单纯依赖贷款模式已无法满足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资金需求。科技企业和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所需的高风险投资,必须依赖能够承担更高风险、追求更高回报的资金来源,而资本市场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工具。直接融资比重的提升,不仅增强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分担能力,也推动了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发展、注册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公募REITs市场的建设,这些改革共同优化了资本市场功能。

  第二,完善风险定价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过度依赖有形资产——尤其以土地为核心的抵押物,其价值依托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同时,隐性刚兑使金融产品的价格扭曲,削弱了市场识别与分担风险的能力。过去十年,通过利率市场化、资管新规及REITs市场建设,金融产品收益与风险得以更真实反映,REITs更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市场化定价锚点。这些改革使直接融资的风险定价更加精准,为资本流向创新型项目提供了基础。

  第三,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以及REITs试点等制度安排,都是根据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需求量身打造的。无论是支持科技创新,还是推动不动产投融资改革,这些措施都体现了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度适配,确保金融体系在支持创新、控制风险与促进可持续增长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何刚:你对过去十几年中国金融体系及其功能的三大核心变化的总结,非常高屋建瓴。尤其是你提到的“服务实体经济”,让我印象深刻。金融不能自我循环,它必须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而在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始终是核心。在这个新的金融体制下,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迅速。以基础设施为例,原来北京机场高速、公路建设的投资回报、定价基本依赖政府或承包商的判断;甚至像垃圾焚烧厂、自来水厂等公共设施的定价,也缺乏市场化机制。

  能否请你用通俗的方式介绍一下,什么是REITs?它为什么在全球如此重要?以及中国为何在过去十几年通过政策研究、法律法规和产品试点,将REITs真正推向市场?在资产证券化的格局中,REITs又处于怎样的战略地位?

  张峥:REITs属于资产证券化中的权益型工具,本质上是一类金融产品。理解REITs,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对投资者而言,REITs提供了低门槛的机会,让普通人也能投资原本门槛极高的基础设施和持有性房地产项目,例如高速公路、写字楼、商场或数据中心。通过证券化,这些资产未来的收益被分成许多小份,投资者可以购买其中一部分,实现参与大型项目的可能性。

  从资产类别来看,REITs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持有型房地产,如办公楼、住宅、商场、酒店、租赁住房及养老设施等,以收租为主要盈利模式;另一类是基础设施,包括传统基础设施(收费公路、机场码头、市政供水供热等)和新型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算力设施、通信铁塔及清洁能源项目),其商业模式以收费或特许经营为主。

  简言之,REITs将高价值、可产生现金流的实体资产“切分”并证券化,让投资者能够低门槛参与,同时为融资方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这也是REITs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

  何刚:我注意到在中国推出的不动产信托基金(REITs)时,你特别强调在名称前加上“基础设施”这一前缀,凸显了对基础设施类不动产投资的重视。这与西方REITs相比有很大不同。你能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一设计背后的考虑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更加关注基础设施类的不动产投资?这对于金融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意味着什么?

  张峥:中国公募REITs的发展,体现了所谓的“中国道路”,即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实际进行制度创新。全球大部分经济体在推动公募REITs市场时,通常从持有型房地产入手,但中国选择了以基础设施为起点,同时兼顾持有型房地产。这一差异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制度设计与政策协调的考量。

  在全球范围内,尽管REITs起步多以房地产为主,但市场发展到今天,约43%的全球公募REITs资产已是基础设施资产。这说明,从经济逻辑和金融逻辑来看,两类资产均适合REITs模式。然而,中国在制度设计初期并未刻意强调基础设施,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政策与金融政策之间的协调性要求较高。如果从房地产出发,必须充分论证与现行政策的兼容性,这在实践中复杂且耗时。因此,中国在2018年年末正式将公募REITs重点放在基础设施领域,同时兼顾房地产资产,从而形成符合高质量发展阶段需求的创新路径。

  这一选择不仅体现了金融产品设计的灵活性,也凸显了中国在资产证券化与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中的战略考量。通过这一制度创新,中国的公募REITs既满足了市场化定价与控制风险的要求,也为实体经济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融资渠道。

  何刚:我注意到,在推动公募REITs的过程中,有几次关键会议,包括光华管理学院的厉老师也专门参与,讨论逐渐聚焦到基础设施领域。我理解你的逻辑:房地产虽然形成了庞大规模和自我循环的体系,但贸然将其纳入REITs体系难度太大。而基础设施领域不仅投资规模巨大——每年新增投资约10万亿——而且长期依赖政府或上市公司融资,资产证券化程度低,这也意味着它更具创新空间和实际需求。

  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设计也非常有趣。如果高速公路或大型水利工程的收益可以通过REITs分享,个人投资者就能直接参与其中,这不仅带来潜在收益,也增强了公众对重大工程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我一直有一个困惑:为什么中国从基础设施领域作为REITs的起点?同时,我也注意到,中国金融市场很多机制最初都是向西方学习,但在实践中进行了大量创新。你和团队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研究,不仅整理了全球的REITs实践经验,还结合中国的政策和经济特点进行了分析。这背后是不是付出了大量工作?在整理和对比全球数据时,你遇到过哪些挑战,又是如何确保中国REITs设计既借鉴国际经验,又符合本土实际的?

  张峥:中国REITs市场的创新,正体现了所谓的“中国道路”。与全球大多数国家从持有型房地产起步不同,中国选择从基础设施入手,既符合国内金融市场的实际,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支撑。这种路径不仅是对全球经验的借鉴,更体现了中国对本土市场特征的深度适配。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巨大,每年新增投资约10万亿,而长期依赖政府或上市公司融资,资产证券化程度低,这使得基础设施领域的金融创新潜力巨大。与此同时,这种设计也让个人投资者能够参与其中——例如,高速公路或水电站的收益可以通过REITs分享,使公众在参与国家重大工程时获得经济回报与认同感。

  在推动公募REITs的过程中,中国市场面临多重挑战。基础设施资产类型复杂、标准化程度低,且多数归属于国有企业或政府,市场化程度有限。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制度时进行充分权衡,兼顾金融政策、房地产政策和市场化需求。正因如此,中国REITs的创新实践不仅在政策设计上独具特色,也为全球市场提供了新的参考——未来,其他国家在基础设施再投资和资产证券化时,也可能借鉴中国经验。

  事实上,我们从2017年就开始系统研究。从方法论上看,中国REITs的实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新循环:首先识别关键问题,例如“为什么要在中国建立REITs市场”;其次进行深入研究,既包括学术理论分析,也包括扎实的市场调研;再根据研究结果进行政策设计并试点实施;最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行迭代和优化。这一循环不仅依赖学者的理论研究,也需要政策专家的设计能力和市场机构的积极参与。正是这种研究、政策、实践三方良性互动的模式,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核心逻辑,也为大型经济体在既有制度框架下推动金融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

  何刚:中国的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依赖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有明确的顶层设计。虽然一开始的设计可能没有覆盖所有细节,但它体现出了一种主动的政策研究导向,而不是完全让市场自行探索。

  我注意到,REITs在中国的尝试早在2014年就已经出现,中信证券就推出了类似产品,但当时市场并不接受,也缺乏完整的法规制度保障。你提到,从2017年开始系统研究,到2021年正式推出,这中间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进行调研、论证和制度设计。乍一看,中国的速度似乎很慢,但一旦真正落地,进展非常迅速——到今年8月份,市场上已经有73支基金,总规模超过2200亿元,更让人惊讶的是收益率:平均年化收益率约20%,远高于同期中国股市约15%的涨幅。

  在研究阶段,基础设施类REITs并不被普遍看好,而这些REITs的资产类型非常丰富,甚至包含一些在西方市场不存在的中国特色项目,比如产业园区。为什么中国的不动产基础设施REITs,从最初设计阶段的不被看好,到实际运行中能够远超预期,创造出如此亮眼的投资收益?背后的逻辑和关键因素是什么?

  张峥:中国REITs市场的创新,首先取决于整个产品设计。整个创新过程始终围绕REITs市场的核心要素展开,这也是确保市场稳健运行的关键所在。以基础设施作为底层资产时,并不是所有基础设施资产都适用,而是经过严格筛选。核心标准主要有两点:一是经营性,二是能够产生相对可预测、稳定现金流的商业模式。无论是收费还是收租,其背后都必须具有可靠的经济逻辑,这才是设计的第一要义。

  第二个关键点在于金融产品的制度设计。REITs不仅涉及产品搭建,还包括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完整制度体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发行审核环节。这一环节类似于IPO制度,也可被理解为“资产IPO”,即对不动产资产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在设计过程中,国家政策部门以及相关团队秉持“行稳致远”的理念,分阶段推进公募REITs:前期为试点阶段,重点是严把项目质量关,确保项目合规性和现金流稳定性。

  尽管回顾来看,中国REITs发展速度令人惊讶,市场上仍有声音认为可以更快。实际上,这种严格把关恰恰保证了产品的稳健性,避免初期出现负面影响,从而为后续市场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何刚:我有几个理解想请你进一步阐述:第一,中国REITs在设计上高度透明;第二,从机制上,它虽然无法完全保证投资者回报(毕竟最终收益受项目经营情况和宏观经济波动影响),但其治理架构和激励设计,使得整个体系严谨合理。这不仅让投资者不必过于操心,也确保了上市发行的节奏和项目审核的稳健推进。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中国基础设施类REITs的发展态势比预期要好。这一点在最新出版的《REITs:中国实践》中有大量数据支撑。比如,基础设施类资产被划分为10大类,其中产业园区类REITs数量最多,全国共有17支;高速公路类REITs总融资额达600多亿元,覆盖全球最大的高速公路网;基础消费类仓储物流、清洁能源、生态环保、水利、市政设施bwin官网等,也都体现了稳定的经营性收益。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REITs在继承全球通行实践的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道路”和本土创新模式。考虑到中国基础设施存量巨大,未来增量建设空间广阔,你认为中国的这种实践模式是否有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和参考?换句话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经验,是否可能向全球输出,成为国际REITs发展的新启示?

  张峥: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及形成推动创新的良性循环机制,都是在任何经济体中推动金融产品创新的宝贵经验。尤其是在已经形成既有经济和金融结构的体系中,这种经验显得尤为可借鉴。

  具体来看,中国在REITs创新上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以2020年推出的试点为例,其产品结构具有明显中国特色,我们称之为“公募基金+资产支持证券(ABS)”。这一设计有两个核心考虑:第一,立法成本低,便于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落地;第二,符合REITs底层资产的制度逻辑,实现本土化落地。虽然听起来较为专业,但在全球范围内,这种设计具有独特性。REITs产品通常采用公司制或契约制,而契约制又分信托制和基金制。中国选择了基金制,同时通过ABS封装资产,以解决法律上不能直接持有底层资产的问题。

  这种多层结构对于投资者而言可能略显复杂,但它在金融设计上解决了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是透明度,让投资者能够清晰理解资金流向和底层资产;其次是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合理性,保障了投资者信心和投资回报的可实现性。可以说,这种设计既兼顾了法律约束,也体现了制度创新的稳健性。

  在我与国际学者和行业人士交流时,他们对这一创新路径高度关注并表示认可。他们认为,中国在应对复杂问题时所形成的创新思路,能够为国际金融市场提供重要的启发。未来,随着REITs立法的推进和产品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中国的经验将继续演进,国际市场也会持续关注其演化与应用。

  何刚:尤其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未来20年、30年,很多发达国家将进入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推出的REITs创新实践,包括制度设计和产品结构,可能为这些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发。

  你刚才也提到了全球许多国家的REITs主要集中在持有型不动产领域。结合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变化——比如保障性住房比重增加、市场分化加剧——你认为未来中国的持有型不动产REITs会不会逐步发展起来?

  我们注意到,在现有的十大类基础设施REITs中,就包括保障性住房这一类别。它与传统的租赁住房有所不同。那么未来这一领域,甚至包括酒店出租公寓等类型,是否有可能成为中国REITs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张峥:在未来,中国的REITs发展将聚焦两个重要方向:持有型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这两大类资产不仅对资本市场具有战略意义,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可持续的投资机会。

  实际上,按照成熟市场的标准分类,中国目前十大类REITs中,已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持有型房地产。例如,租赁住房和消费基础设施(如商场)已经纳入其中,而办公写字楼和酒店等资产未来也有望逐步进入公募REITs体系。这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REITs布局正在从单纯销售型住宅逐步向“销售与持有并重”的模式转变。

  公募REITs不仅是标志性的金融产品,更推动了整个多层次REITs市场的建设,包括私募REITs、Pre-REITs以及不动产基金等,形成完整的投资链条。这一体系为房地产新模式提供了金融支撑,使得高投入、长周期的集中式租赁住房、酒店度假村及养老市场等项目能够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回报保障。

  从居住角度看,这种多层次体系满足了“购房或租房”的双重需求,尤其是集中式租赁住房的供给,为长期回报型投资项目提供了关键金融工具。同时,这也为基础设施和特色产业提供了可借鉴的融资模式,体现了中国REITs的本土创新与全球借鉴价值。

  何刚:今天我们讨论中国房地产市场——既有庞大的存量,也可能迎来新的增量——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的政策经验或市场惯性。随着市场结构、市场功能以及金融创新和资产证券化趋势的变化,未来中国房地产行业如何“破局”,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做法,这对行业和政策制定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在听你分享的过程中,我的感受是,你并不是纯粹做理论模型的学者。虽然你原本学习数学,对量化分析和模型回归非常熟悉,但你大量的研究工作都是结合实践和现实需求来开展的。通常在学术界,我们会看到三类研究者:一类是纯理论派,一类是只研究历史数据的历史派,还有一类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践派。

  因此,我想请教你,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经济金融领域,现实经济环境非常复杂、多变——例如同样的股票市场,美国、中国、日本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与政策设计和制度变革结合?结合你个人以及光华管理学院这些年的经验,你认为有哪些重要的启发,可以与学界和同行分享?

  张峥:今年正值光华管理学院成立40周年。回顾学院发展,其独特的精神传承——开放办学、思想引领与家国大义——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研究实践。光华始终强调学术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研究不仅是理论探索,更要服务政策和商业实践。

  以REITs为例,实践中体现了三个关键要素:一是敏感发现问题。早在2015年,我们就关注鹏华前海万科REITs并开展调研。二是形成合力。政策研究需学者、政策专家和市场专家协同合作,2017年我们组建跨领域课题组推动方案落地。三是凝聚共识。通过不断交流和验证,最终在基础设施REITs政策设计上达成共识,实现创新突破。这一过程展示了光华长期形成的学术文化与制度化研究方法结合,也为中国REITs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践经验和政策示范。

  何刚:你刚才谈到中国金融和资产证券化的问题,这让我联想到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办人厉以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积极倡导股份制改革。尽管当时存在一定争议,他甚至被称为“厉股份”,但事实证明,股份制最终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资本市场建设的根本性制度设计。

  更为关键的是,厉先生不仅提出理论构想,还亲身参与实践与制度创新。他先后担任《证券法》和《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的组长,直接推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立法。这一制度传统,也成为光华长期以来深度参与政策设计与实践的重要体现。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中国正着力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今年股市整体趋于活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退市数量在增加,A股IPO难度上升,而港股市场却跃升为全球最大的IPO市场。这些变化表明,企业若仍然依赖过去“借壳上市”“圈钱套利”的路径,已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企业必须以更可持续的战略思维来规划自身的融资与证券化路径。展望未来,企业应当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资本市场推动资产证券化?其中有哪些方向性的变化或重要启示,是企业管理者特别需要关注的?

  张峥: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利用好资本市场至少有三个关键点:第一,深刻认识资本市场的功能。资本市场不仅是融资工具,更是连接资源、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平台。IPO不是终点,而是企业发展的新起点。融资的目的不是“圈钱”,而是与投资者共同推动事业发展。资本市场提供的不只是资金,更是一种激励机制和治理约束,使企业与投资者形成长期合作关系。

  第二,紧跟资本市场的动态变化。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在不断调整,资本市场也在持续创新,例如REITs的推出、IPO制度改革等。企业必须关注这些变化,并根据自身战略选择匹配的融资方式。只有融资结构与企业发展路径相契合,资本市场才能真正为企业创造价值。

  第三,培育良好的投融资关系。融资方应当把投资者视为长期合作伙伴,而非单纯的资金提供者。这意味着要重视透明度、治理水平和投资者回报。同时,企业要努力吸引“耐心资本”,提升自身的诚信和长期价值创造能力。反过来,投资者也应对企业的经营风险保持包容,以实现真正的长期共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