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刑事辩护制度的高质量发展是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步入新时代以来,伴随犯罪结构调整、诉讼制度转型与司法环境变迁,刑事辩护制度展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在辩护力度上,从薄弱逐步走向充实;在辩护内容上,从单一趋向多元;在辩护权利保障上,从缺失迈向完善。为进一步强化人权司法保障,顺应诉讼结构转型,实现多方主体的有效制衡,新时代刑事辩护制度修改应着力推进辩护全覆盖纵深发展、完备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体系、健全执业保障机制并构建无效辩护的追责制度。
内容提要: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的先行领域和重点领域。总结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经验,分析其面临的问题,提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构想可为公益诉讼立法提供参考。在环境公益保护的整体制度框架中,行政法是基础和核心,诉讼是公法特别是行政法的实施保障,公益诉讼则具有直接的公益保护功能。就体系地位而言,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保护的补充性制度,在环境行政法律制度不能完成公益保护任务时发挥作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真正意义是确认行政机关之外的主体的实质行政权,并通过审判权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其制度空间是环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失效之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对环境行政机关保护公益不力的监督制度,在环境行政职权规定不清的领域引入司法权来界定环境公益保护的边界。立法上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应当坚持其补充性地位,立足于有限的制度空间展开规则设计。
内容提要:法律系统如何与社会系统沟通是民法典回应复杂社会演化的核心命题。一般条款作为法律系统中重要的双层沟通装置,通过对外沟通吸纳社会变迁中的新价值,并借助对内沟通将外部价值转化为具体规则的适用指引,从而动态平衡法律系统的规范闭合性与认知开放性。为激活这一功能,需在宏观层面转向“增大不确定性”范式,强化一般条款的弹性价值承载能力;在微观层面应以“要素—效果”结构替代传统的“要件—效果”结构,以实现对复杂社会演化的动态应对。此转型有助于民法典在面临技术迭代带来的新型挑战中,通过一般条款避免恣意裁判,并实现个案实质正义,为法律系统提供稳定性与适应性并重的支撑。
内容提要:近年部分投资条约谈判纳入了企业社会责任议题,并最终确立了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由此在国际层面上,企业社会责任的法治化正式从软法治理范畴迈入硬法治理范畴。投资条约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法治化形塑包括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为出发点、以“经济”“社会”“环境”的协同发展为落脚点的理论形塑,以从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向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国家规制权与投资者义务配合、传统问题与新兴问题共治为特征的制度形塑,聚焦企业社会责任与东道国规制权之间关系、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义务标准、投资者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等问题的司法形塑。中国投资条约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法治化应以“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基点,实现“软法”与“硬法”的结合,注重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共治。
内容提要:数据泄露不仅意味着受害人失去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而且将导致其遭受不同程度或形式的未来侵害风险。尤其是,与这些风险关联的焦虑、恐惧等负面精神反应还将打破数据泄露受害人原本享有的精神平稳或安宁之状态。鉴于未来侵害风险的真实与否关系到精神损害的存在性与严重性,因此精神损害真实与否的司法审查首先应采高度盖然性标准对数据泄露受害人面临的未来侵害风险进行评估;其次,精神损害“严重”与否的解释论可转向客观合理性标准而非严格的可证实标准,着重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真实合理性进行审查。同时,为避免对信息控制者构成过度威慑,数据泄露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应具有必要的限度。
内容提要:法律解释经常面对解释概念界定、解释方法选择、解释论据收集和解释结论权衡等多重不确定性,且始终处于竞争性甚至冲突性的语境,需要通过充分论证来减少争议。法律解释的论证过程既需要传统的逻辑推理和“概念计算”,也需要适时引入定量计算以优化论证饱和度与分量权衡。这些计算过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可以通过算法思维和技术予以强化。论证图式挖掘算法可以丰富法律解释的论证图式类型,回应法律解释的论证程序匹配问题;语料库语言学、实验法、社会网络分析等可以为语义辨别、体系解读乃至价值判断提供扎实的论据来源和科学的分析方法,从而提升解释性论证的分量饱和度;重力公式等算法可以更好地辅助多个解释性论证的评估权衡,并进行择优选择。算法驱动法律解释也会遭遇论证上的可靠性、可接受性以及经济性等问题,需要遵循简约化、透明性、融贯性和辅助性要求,进行相应的规范约束。这意味着算法在法律解释中只能是备选工具而非主导选项。
内容提要:全面依法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时代要求,呼唤一种体现行政特点和满足实践需求的监督机制。由于外部监督无法深入行政过程,难以全面理解行政的复杂性、专业性和各种政策考量,单纯依赖外部监督的思路,已暴露出诸多局限。行政监督是政府系统内部基于层级领导关系设置的针对下级政府和所属部门的监督,包括行政复议、备案审查、行政执法监督、政府督查等方式。行政监督贯穿于行政全过程,是一种常规化、持续性的自我审视和动态化控制机制。行政监督以提高行政效能为指向,在监督的全面性、深入性、专业性等方面更契合行政实体特点和治理实践需要,同时以监督来促进对行政活动的统筹和协调,旨在利用其功能优势在政府系统内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完善行政监督体系,是发挥其优势的关键。可从行政监督自身体系建设、政府系统内行政监督与其他内部监督机制的衔接配合、行政监督与外部监督的衔接配合三个方面展开。
内容提要:现代税法不仅具有财政功能,也承担调控功能。传统的财政功能以充盈国家财政为目的,新兴的调控功能以引导社会行为为目的。调控功能借助财政功能的反作用力影响市场经济和公民行为。两种功能存在复杂的竞合关系,若不加调适,可能导致整个税法出现功能模糊化、结构碎片化和体系紊乱化等问题。财政功能的正当性基础是宪法课予公民的依法纳税义务,但调控功能不具备这种抽象正当性,应当自备实质正当理由,并符合条文清晰和目的明确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如果调控功能偏离税收基本制度,那么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制定税收优惠还应满足加重的税收法定要求。特定的授权对象与立法形式是税收法定的基本要求,而加重要求则跃升至授权明确甚至授权禁止。
内容提要:学界对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共识,是将产权这一权利束分置为不同主体的财产性权利,但对分置的具体模式存在争议。其根源在于当前研究视角多聚焦于规范分析,旨在寻求更贴合法理而非更优保护的分置模式。争议化解之关键在于确定功能分析这一研究视角,从而探寻能实现自然资源更优保护的分置模式。沿循解决“公地悲剧”的产权思路,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应当从产权中分离出管理权并赋予地方政府,同时分离出使用权并赋予个体与集体,从而创设“三权分置”模式。由于不同权利主体与权利类型具有不同的功能与局限,因此借助“三权分置”模式将它们系统整合,通过外部性利益的内部化可以实现更好的自然资源保护效能。自然资源法需要匹配“三权分置”模式来进行规范建构,不仅需要在法律上明晰分置的三类权利,亦需要通过基础规范与决策程序帮助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进行科学的权利配置。
内容提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则框架下,合同有效型缔约过失责任不但无法发挥其在德国法下废止和变更合同的核心功能,而且有可能架空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则,引发规则体系的混乱。处理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关系应从构成要件进路转向法律效果进路,即摒弃过往单纯以违反的义务是先合同义务还是合同义务分别判断是否成立违约责任和缔约过失责任的思路,而是从法律效果出发,拒绝通过缔约过失责任间接保护合同履行利益。当缔约过失破坏给付与对待给付的等价关系甚至导致当事人根本不欲订立合同时,应在违约责任的框架下检验当事人救济的可能性,防止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则被缔约过失责任架空。而在违约责任不成立但缔约过失责任成立、过失欺诈、第三人缔约过失以及赔偿固有利益损失的情形中,合同有效型缔约过失责任依旧存在适用空间。
内容提要:从法学的角度对传统典权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以“形成权+所有权”模式将回赎权的“霸道”形成权特质从所有权权能中剥离出来,可以更加简明、生动地说明典权的权利结构。这是根据现代物权理论对“有赎回的出售”进行的学理解释,方便学科间的对话和中西法律传统的比较。通过对以福建省、山西省为代表的各地典契进行的比较,可以看出传统社会中的典权具有“转典”“绝卖”“回赎”“找贴”四项重要制度。整体上,传统社会中的典权是一个可以动态调整的权利结构模型,所有权的各个权能与形成权交错运行,展现出典权制度的精密性和灵活性,使得财产所有者能够在不完全放弃所有权的前提下获取必要的经济收益,为社会阶层流动和家产有序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体现了传统法制的人文关怀,是传统法律文化中可资借鉴的中国制度元素。因此,在当今制度设计时保留典权应有的地位,可以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法律体系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借鉴,为大众在进行自身利益考量后的民事行为选择提供更多可能。
内容提要: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侵权责任的认定与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在审判逻辑中属于不同阶段的递进关系,对专利侵权诉讼进行分阶审理是大陆法系各国的共识。我国专利侵权诉讼适用一阶化混合式审理构造,虽然司法实践中已经通过先行判决制度尝试分阶审理,但仍难以满足专利侵权诉讼的特殊需求。为了缓解明确损害赔偿数额的困难,及时停止侵害行为,提高纠纷解决效率,我国应当借鉴同一诉讼程序外的二阶段审理模式即德国的专利侵权二阶段诉讼制度,将专利侵权诉讼分为两个阶段诉讼。在第一阶段诉讼中,应当认可确认损害赔偿责任的诉之利益,厘清确认损害及停止侵害的要件事实,同时开示有关侵害行为及损害数额的信息。在第二阶段诉讼中,应当在实体法层面推动我国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方式从法定赔偿方式向传统计算方式回归,同时在程序法层面建立损害额认定制度,通过降低证明标准缓解证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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