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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分布式光伏出租人破产情况下的合同解除风险及防范对策研究
发布时间:2025-10-01
 分布式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屋顶出租人破产风险的矛盾日益凸显。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破产管理人享有对待履行合同的选择权,这给投资巨大、回收期长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带来重大风险。本文通过分析该条款在分布式光伏领域的适用问题,结合笔者代理的河南某县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案例及相关司法实践判例,重点从合同条款设计、交易结构优化、风险防控机制等角度,提出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实务性风险防范建议,为光伏投资方提供

  分布式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屋顶出租人破产风险的矛盾日益凸显。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破产管理人享有对待履行合同的选择权,这给投资巨大、回收期长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带来重大风险。本文通过分析该条款在分布式光伏领域的适用问题,结合笔者代理的河南某县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案例及相关司法实践判例,重点从合同条款设计、交易结构优化、风险防控机制等角度,提出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实务性风险防范建议,为光伏投资方提供可操作的法律保护路径。

  近年来,中国分布式光伏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国家能源局网站披露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分布式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达3.7亿千瓦,是2013年底的121倍,占全部光伏发电装机的42%,2024年分布式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达1.2亿千瓦,占当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的43%,2024年分布式光伏发电量3462亿千瓦时,占光伏发电量的41%。[注1]分布式光伏发电已经成为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展现出强劲发展势头。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密集出台利好措施,特别是2025年1月17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取代了实施十余年的暂行办法,标志着分布式光伏行业管理进入新阶段。

  然而,在分布式光伏25年的项目运营周期中,屋顶出租人因经营不善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已呈现频发形势、且该风险将始终存在。一旦出租人进入破产程序,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享有解除或继续履行的选择权。这种单方选择权的存在,使得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投资的光伏项目面临被的风险。

  笔者近年代理了一起某央企在当地投资建设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出租人破产情况下的合同解除纠纷,出租人为当地一家小型民营企业,该企业于2017年2月将自有厂房屋顶出租建设分布式光伏,2023年10月,该企业因资不抵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破产管理人因厂房意向受让方不接受承继光伏电站租赁合同,因此,管理人选择解除与某央企的《光伏电站屋顶租赁协议》,并诉至当地法院。一审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认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即视为解除合同的规定,判决解除案涉《光伏电站屋顶租赁协议》、拆除位于该企业屋顶的全部光伏设备并支付相应占有使用费。

  分布式光伏项目不同于一般租赁关系,其具有投资额大、回收期长、设备专用性强、与屋顶高度附合等特点。项目一旦被解除,不仅意味着巨额投资无法收回,还将产生拆除、搬迁等额外损失。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破产案件增多的背景下,如何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通过合同设计、交易结构安排等方式防范此类风险,成为光伏投资方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应当履行;但是,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解除合同。”

  《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赋予了管理人对待履行合同的选择权,其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多数债权人利益,实现破产财产最大化。该条分为三款,其中第一款规定破产管理人对接受或解除有选择权,第二款为该选择权设定了期限并规定了对方当事人的催告权。第二款亦可被理解为“视为解除”,虽然有学者指出:“该条并不等同于能够直接推定合同已经解除,合同是否真正解除,仍需综合考量合同的具体内容、破产企业的实际状况、合同的履行进度、破产财产的处置与保值增值需求等多重因素。”[注2]但该规定为法院“消极解除”提供了依据,也为法院机械适用该条款留下较大解释空间。

  管理人行使该选择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单方性,管理人可以单方决定合同的存续,无需征得合同相对方同意;第二,强制性,当事人不得通过事先约定排除或限制管理人的选择权;第三,不可逆性,管理人一旦作出选择,不得反复行使。

  对此,有学者认为[注3]:“我国破产法的规定过于简化,存在严重不当。从其他国家的破产立法看,除了构成要件清晰,法律后果明确的一般规则外,通常还会以专门对房屋租赁、劳动、委托、专利许可使用、特许经营、期权期货等合同做出额外规定,限制破产管理人的选择权。”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待履行合同的核心要素有三:其一,合同须成立于破产申请受理之前;其二,合同性质须为双务合同;其三,合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各自之合同义务。

  判断分布式光伏租赁合同是否属于“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待履行合同,关键在于合同主给付义务的履行状态。

  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下,出租人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屋顶使用权并支付电费,承租人的主要义务是支付租金并供应电力;在“全额上网”的模式下,出租人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屋顶使用权,承租人的主要义务是支付租金。由于租赁期限长达25年,双方的主要给付义务呈持续性特征,因此在租赁期内任何时点,该合同都属于待履行合同。

  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定分布式光伏租赁合同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待履行合同。如在笔者代理的前述案件中,法院认为案涉的《光伏电站屋顶租赁协议》属于“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在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浙06民终1175号案件[注4]中,法院亦认为:案涉屋顶租赁期限为20年、项目运营期为25年的光伏项目合同,在租赁仅进行6年的情况下,属于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分布式光伏项目的盈利模式是通过长期稳定的发电收益逐步回收投资并获得利润,合同解除意味着未来多年的预期收益全部丧失,如果实际运营期限少于10年,按照行业平均收益率计算,这部分损失往往超过直接投资损失。

  光伏项目涉及并网协议、购售电合同、融资协议等多重法律关系,屋顶租赁合同的解除将引发连锁反应,如笔者代理的前述案件涉及的光伏项目为整体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的拆除将导致整体项目受到影响,需依法重新办理项目备案变更手续、重新安装部分的接入方案变更手续,还存在被核减发电补贴等风险。

  通过梳理近年来相关司法判例,法院在适用《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处理有关分布式光伏租赁合同纠纷及普通租赁合同纠纷时,存在不同的观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55号民事判决裁判观点[注5],《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限制的是管理人的合同履行选择权,即管理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通知或答复合同相对方,管理人便丧失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选择权,但不能直接推定解除合同,合同是否解除仍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部分法院认识到分布式光伏项目的特殊性,在适用《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时会考虑投资方的合理预期保护。

  如前文引用的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浙06民终1175号民事判决认为,虽然管理人享有选择权,但应当考虑:光伏公司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解除合同是否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继续履行是否有利于破产财产最大化等因素。

  对于《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适用,宁波海事法院(2021)浙72民初1056号民事判决[注6]认为,《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赋予管理人的选择权不可任意行使,应当遵循公平原则适当考量权利行使给对方当事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合理平衡双方利益,如解除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导致利益失衡,对破产管理人行使上述权利应给予必要限制。

  观点3:《企业破产法》为特别法,无论承租方是否违约,管理人均可以通过积极或消极的方式解除合同

  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终412号民事判决[注7]认为,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赋予了破产管理人单方解除合同的特别权利,即无论承租方是否违约,是否有过错,是否具备可以解除的条件,管理人均可以决定解除合同,这也是破产法作为特别法的特殊性。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6民终350号民事判决[注8]认为,实际规定的是管理人对待履行合同的选择权,并且赋予了管理人特别的合同解除权,即管理人可以通过积极或者消极的方式解除合同。结合文义理解,并不意味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后即丧失解除合同的权利。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3)云25民终1662号民事判决[注9]认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债权人是否继续履行《协议书》,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该《协议书》应视为已解除。

  以上可见,因《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较为简单,各地法院可依此作出不同的认定,甚至存在机械适用情况,光伏投资方在出租人破产情形下,租赁合同能否继续履行有巨大不确定性,合同被解除的风险较大。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光伏投资方有必要通过完善合同条款、优化交易结构、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出租人破产带来的风险。

  (一) 对光伏电站屋顶租赁合同条款进行精细化设计,最大限度维护光伏投资方利益

  1.建议在光伏电站屋顶租赁合同或者能源管理合同中增加管理人行使破产解除权的限制性约定,增加管理人解除合同的成本和难度

  虽然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事先排除管理人的选择权,但可以通过相关条款设计增加解除合同的成本和难度,比如:设置高额违约金条款。约定“如因出租人原因(包括破产)导致合同解除的,出租人应支付相当于项目总投资额150%-200%的违约金”,此种约定虽然在破产程序中可能被认定为普通债权,但会增加管理人解除合同的决策成本。再如:约定解除的前置条件。如约定“除非承租人存在连续6个月以上未支付租金等重大违约情形,否则任何一方不得因任何情形单方解除合同”,为限制管理人解除权提供合同依据。

  2.设置光伏设备所有权、优先购买权、设备价格确定机制等内容,最大限度保护破产情形下光伏投资方的权利

  如,明确约定光伏设备的所有权始终归属于投资方,不因安装在屋顶而发生改变;约定光伏投资人优先购买权条款,如出租人破产清算需处置厂房的,投资方享有优先购买权,并确定购买价格应扣除光伏设备价值及预期收益损失;约定设备价值确定机制,在合同中约定合同解除情况下设备价值的计算方式,包括原值、折旧率、残值等。

  3. 设置相关担保条款,对出租人破产情况下投资人的直接损失、预期可得利益损失(电费)等提供担保

  如,约定在破产情况下,要求出租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关联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明确破产不影响担保责任的承担;或要求出租人以其他财产提供抵押或质押担保,或者提供相当于年租金5-10倍的履约保证金担保,确保在破产时投资人的损失能够得到救济。

  (二) 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对交易结构进行创新、优化,或寻求与地方政府合作,增强项目的稳定性,降低破产后合同解除风险

  如: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独立的项目公司持有光伏电站资产,可考虑让屋顶业主参股,实现风险隔离、增强屋顶业主维护项目稳定的动力,项目公司的设立也可为后续开展资产证券化、引入其他投资者创造条件。

  根据地方能源政策的具体情况,争取将项目纳入地方新能源规划,获得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文件,或与地方政府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明确项目的公用事业性质,以便在出租人出现破产情况下,向管理人以公共利益或特许经营为由,争取选择继续履行合同,或作为诉讼中继续履行合同的依据。

  (三) 构建分布式光伏项目前期尽职调查、事中动态预警、事后应急处置的全流程风险防控机制

  如:光伏电站投资人事前委托专业的法律、财务等专业机构进行尽职调查,排除法律、财务等重大风险,并根据具体情况设计交易合同等核心文件;建立事中动态预警机制,对于出租人出现欠付水电费、员工大量离职、重大诉讼败诉、核心管理层重大变动、税款欠缴、拖欠工资、主要资产被查封、冻结、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情况及时预警,委托专业机构提前收集证据,根据项目情况制定诉讼方案并论证应对措施;建立事后应急处置,一旦出租人进入破产程序,第一时间与破产法院、管理人取得联系,并与管理人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争取债权人委员会支持。

  分布式光伏产业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其健康发展关乎国家能源安全和绿色转型大局,但现行《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赋予管理人的合同选择权与分布式光伏项目长期性、投资性特征之间的制度性冲突,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纠纷时,不应机械适用法条,而应充分考虑光伏项目的特殊性,合理平衡各方利益,避免因个案处理不当而损害整个产业的发展信心。同时,我们期待立法机关能够正视实践中的问题,在《企业破产法》修订时对长期投资性合同设置特别保护规则,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更加稳定的法治保障。

  [2] 参见王欣新《管理人合同选择履行权规定中“视为解除合同”的剖析》,人民法院报,2023-03-30。

  [3] 参见许德风《论破产中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法学家》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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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浙06民终1175号民事判决裁判观点:“双方签订的《分布式屋顶光伏电站屋顶租赁协议》屋顶租赁时间为20年、项目运营期限为25年,目前租赁时间仅6年,同时考虑到设备价值与租金金额,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合同继续履行的障碍的情况下,应当综合认定振辉公司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丰安公司关于案涉租赁合同的合同目的的实现。”

  [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55号民事判决裁判观点:“首先,《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意在保护合同相对方的正当权利,避免管理人长期不对合同是否继续履行作出决定,使合同处于不确定状态,损害合同相对方利益。故该条规定限制的是管理人的合同履行选择权,即管理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通知或答复合同相对方,管理人便丧失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选择权,但不能直接推定解除合同,合同是否解除仍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其次,本案破产受理后,欧阳后进等人仍在对煤矿进行建设、维护,而管理人在明确通知解除合同前从未对此表示异议,即管理人以默示的方式作出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

  [6] 参见宁波海事法院(2021)浙72民初1056号民事判决裁判观点:“本院认为,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赋予破产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单方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的权利,但该项权利并非可任意行使,应当遵循公平原则适当考量权利行使给对方当事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合理平衡双方利益。如破产管理人单方决定解除上述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导致利益失衡,对破产管理人行使上述权利应给予必要限制。本案中,原、被告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的日期为2015年4月15日,正值台州造船业普遍低迷下滑的历史时期,远早于原告破产申请受理日期2018年8月29日。该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乃至之后被告和第三人签订涉案合作协议合作经营船舶修造业务,客观上有利于汇集生产要素盘活原告企业资产,避免或减少资源闲置和浪费,增加当地产业经济和社会效益,特别是2020年1月三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三门县船舶修造行业整治提升工作实施方案》后,被告和第三人支出大量资金对原告企业资产进行整改、添附使之符合当地政府要求的船舶修造行业整治提升标准,确保原告厂区内可以继续正常开展船舶修造业务,成效明显。另据本院实地调查,原告厂区内停放有较多在建或在修船舶。在此情况下,原告管理人单方决定解除涉案租赁合同,势必严重损害被告和第三人乃至船舶定造方、次承租人、从业人员等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不符合利益平衡原则的一般要求,且可能降低其他破产债权最终从破产财产中受偿的数额。鉴于被告已两次复函原告管理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涉案租赁合同,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角度考量,本院对原告管理人单方决定解除该合同的法律效力不予认定,对其诉请确认涉案租赁合同于2018年12月13日解除并要求被告立即腾退搬离涉案场地不予支持,涉案租赁合同应当继续履行。”

  [7] 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终412号民事判决裁判观点:“一、关于本案《房屋租赁合同》能否解除的问题。虽然合同法对合同的解除明确规定必须满足一定条件,但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赋予了破产管理人单方解除合同的特别权利,即无论承租方是否违约,是否有过错,是否具备可以解除的条件,管理人均可以决定解除合同,这也是破产法作为特别法的特殊性。本案中,阿里公司破产管理人于2015年2月26日向杨某下发关于变更《商铺租赁合同》的通知书,将双方《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变更为不定期租赁直至收到管理人解除或终止合同的通知。2015年3月6日,阿里公司明确通知杨某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故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在阿里公司管理人通知杨某解除后,已经被解除。因阿里公司破产管理人对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可以选择解除或者继续履行,杨某以阿里公司破产管理人没有解除其他租赁人的合同为由主张本案合同不能解除,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8]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6民终350号民事判决裁判观点:“关于原审判决涉案合同解除是否正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实际规定的是管理人对待履行合同的选择权,并且赋予了管理人特别的合同解除权,即管理人可以通过积极或者消极的方式解除合同。结合文义理解,并不意味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后即丧失解除合同的权利。…故耀荣公司管理人有权解除合同,原审法院判令解除案涉租赁协议亦无不当。”

  [9] 参见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3)云25民终1662号民事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该《协议书》属于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且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债权人是否继续履行《协议书》,故太耀泰瑞公司管理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的行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